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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丁國強
　　《環球時報》刊載喻中署名文章《新法家助推依法治國》，認為當下依法治國理念和實踐與追求國家富強的新法家的關懷、旨趣，具有很大的共通性，有必要更多地“接續新法家的理路”。筆者認為，這種觀點值得商榷。
　　首先，法家搞的是“刑治”而非“法治”，帶有法治工具主義色彩。先秦法家把法治作為治國強兵之策，主張“以法為本”、“唯法為治”，為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提供了法制思想資源，也為中央集權制國家提供了理論基礎。法家的
　　“一斷於法”，是建立在君權至上的前提下，搞的是君主之治。《說文解字》說：“法，刑也。”這一解釋體現了法家的法治工具主義觀點。商鞅試圖把社會秩序的構建簡化為刑治，這不但誇大了刑罰的威懾作用，也遮蔽了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根本性問題。
　　第二，法家搞的是速成法治，違背了法治規律。先秦法家在法治的實施和演進方面，帶有明顯的變法之治特點，難以轉換成為常態法治。法治是治理經驗積累的過程，也是政治、法律不斷完善的過程，同時也是社會發展、制度演進、文化積澱的過程。頒佈法令只是法制的一種形式性行為。企圖在短時間內迅速實現法律的普遍推行，是一個天真的幻想。法律對民情的適應需要一個歷史過程。立法既是對社會發展的回應，也是國家治理經驗的積累、制度理性的演進、利益關係的平衡。
　　第三，新法家對法家思想的批判，體現了對民主法治的追求。梁啟超指出：“法家最大缺點，在立法權不能正本清源。”先秦法家懸置了“良法”問題，單一強調法之必行，而對於法律制度是否合乎正義原則，缺乏反思。沒有良法，何來善治。何謂良法？符合國家利益、人民權利、歷史規律、社會發展，具有程序正當性，且在修辭、文字等方面沒有瑕疵的法律才算良法。法家沒有把檢驗和討論良法問題的權利交給人民，因此也不可能建立運送正義的有效機制。在法家看來，人民是法律規制的對象，只能遵從法律，沒有發言權，也沒有選擇餘地。從長遠來看，法治的成敗不取決於統治者意志，而取決於社會主體在觀念、素質、心理、行為等層面與法治進程相互協調的程度。
　　第四，新法家的核心是法治啟蒙。新法家是在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狀況下，尋求富國強兵、邁向現代化道路的一種思潮。他們以復興法家的名義，進行國家觀念、法治觀念的啟蒙。從“以法治民”到“以法治權”，必然經曆法治啟蒙的痛苦歷程。梁啟超認識到，法律難以成為變革的工具或革命的武器，但是，社會變革終歸還是要回到法律層面。啟蒙的本質在於自己運用自己的理性。法治啟蒙更是如此。社會從專制狀態走向民主法治，需要整個社會回歸理性，實現從迷信社會向理性社會的轉型。
　　近代以來，中國的法治啟蒙一直沒有停息，推動法治精神向國家生活各方面滲透。我們在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，要正確認識法家和新法家，防止誤讀和過度闡釋，更不能把法治中國建設簡單歸結為法家的復興、新法家的延續。▲(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學特聘教授)
（編輯：SN090）